两个儿子均患尿毒症 母亲纠结自己的肾救哪一个
连荣华有一双手、两个肾。这双裂口的手靠搬砖、刷砂浆把两个儿子拉扯进大学，两个肾却救不了两个患了尿毒症的儿子。
像是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被一块建材板压住的两个孩子，救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，在农村妇女连荣华面前，撬动两个孩子生命的，是她的一个肾。
她想让老天替她做决定，到处求佛、找大师开解。不止一次，对着工棚里的电视机、黑洞洞的屋顶、手中粘着的鞋面、剁着的地瓜叶、记者的采访本、摄像机镜头，这位黑瘦的母亲嘴角下撇，流下眼泪。也只有在这种时候，这位49岁、不太会说普通话的小个子闽南女人，才能有气无力地吐出几个句子：“我想两个(肾)都拿出来，一人拿一个去。”
噩运是伴着2011年中秋的月光落到这个家庭的。那天下午，连荣华的丈夫李秀开接到四川川北医学院打来的紧急电话，他们的大儿子、正在该校临床医学专业读大三的李海清被查出患有尿毒症。李秀开买了飞机票，连夜从海南的工地赶到成都。
打结婚起，夫妻俩就在海南打零工，李秀开做防水工程，连荣华做搬砖、刷水泥的小工。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后，日子清苦顺心。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大儿子李海清下自习后在学校送纯净水，用一天十一二元的收入自己承担生活费。直到中秋节早晨，全身浮肿、“腿一摁一个坑”的他因为感冒去校医院就诊。
她夜里边想边哭，天亮了忍着困爬起来，去工地挑12小时的砖，拿100元工钱。困极了的时候，她就去工地边上猛灌几口凉水，每晚收工坐在饭桌边，连荣华都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，但一躺在床上，又是整晚睡不着。
从2012年起，丈夫带着大儿子全国跑，边求医问药边打工。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借来的钱都花完了，被黑心医院“*针”骗去一万多元以后，他们终于认识到：根本没有*药，想要治疗尿毒症，只有透析和换肾。
父子肾脏配型失败后，连荣华要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大儿子。26岁的李海清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——这家人从来没多少选择，但他知道，为了多赚点钱，这个时常腰疼的母亲干活儿比男人还拼命。他担心母亲捐肾后还会去做重活，“以后万一她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愧疚一辈子。”这个懂事的男孩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母亲的提议。
彼时正在海南琼州学院软件工程专业读大三的弟弟李海松提出，自己毕业后捐一个肾给哥哥。兄弟俩高高瘦瘦，长着一样的圆脸和青春痘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成了医生和程序员，向着盖房子、娶媳妇的家庭梦想迈进。
这位母亲怎么也没想到，在大儿子衰竭的肾脏击碎全家的美梦之后，很后一丝希望也被小儿子的肾脏夺走了。
2013年11月的一天，连荣华吃饱了坐在工地宿舍看电视，接到李海清打来的电话，大儿子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，弟弟查出有严重的贫血。当时她就哭了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她才知道，小儿子李海松也患了尿毒症。
家里的三个男人已经崩溃了。素来乖巧的弟弟李海松话都没有力气说，没把肾保管好，他觉得对不起哥哥；*一个得知消息的哥哥李海清对着电话大动肝火，这个微信名是“天道酬勤”的倔脾气青年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会被自己家碰上；从未在孩子面前流过泪的父亲李秀开嚎啕大哭，借钱赶往海南的路上，一度想过站在路中间被车撞死。
从2013年起，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父亲带着大儿子在厦门治疗，这回又把小儿子接了来。自此，父亲去工地干活儿。兄弟俩轮流去医院做透析，哥哥每周一三五，弟弟二四六。
连荣华出去吆喝散养的鸡鸭时，李海松挽起袖子，给记者看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儿。每一个针眼儿，意味着花掉了500元。
两个儿子病后，连荣华干活更拼命了。有一次，她到二楼抹砂浆，不小心踩到一块虚盖的木板，直直栽了下去，胳膊摔出了血，站都站不起来。说起这些时，这位一头粗硬短发的农妇咧开嘴笑着，眼角堆出深深的鱼尾纹，像在讲一件逗趣的糗事。但在当时，腰疼让她很是恐惧，她怕摔伤了肾脏，她还要救孩子的命。
“我想的是不公平，”这个没读过书的女人抽泣着回忆。她希望老天替自己做决定，让两个儿子都去和自己做肾脏移植配型，谁的指标高，就把肾移植给谁。尽管她也知道，无论很终救哪个儿子，她都会永远觉得对不起另一个。
从小就帮妈妈按摩的大儿子李海清*一次不容商量地违抗了父母的意思，执意不肯去做配型。
李海清态度强硬地向家人列举了无数个应该把肾给弟弟的理由：弟弟发病晚，移植成功几率高；弟弟坚持读完了本科，比退学的自己好找工作；自己已经和爸爸做过一次配型，这次机会应该给弟弟。
他一直没有说出不去配型的真实原因：“万一我的指标更合适，那我弟弟怎么办！”自从弟弟生病，他每晚失眠，在他看来，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肾源，治好弟弟的病就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。
弟弟李海松嘴上治好癫痫病多少钱劝哥哥，兄弟俩一起去配型。暗中则打定了主意：“让河南癫痫药物治疗哥哥先去配型，他配型成功我就不配了河南癫痫药物治疗，让给哥哥做。”
连荣华家的遭遇被地方媒体报道后，一时间获得了60余万元的捐助。有远在印度尼西亚的泉州人汇来1万多元，有乡贤一次捐款20万元，村民组织募捐，一笔笔善款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，贴在村子祠堂的墙上。兄弟俩用电子表格记下了每一笔款项，为了将来“给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一个交代”。
然而，患病的孩子和肾的数量，还都是两个。“我想两个都拿出来，我老了，我不怕。”哪怕正在吃饭，悲伤也在说话间突然占领了整张脸，连荣华放下饭碗，用长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抹着眼睛。
哥哥替妈妈做了选择，把肾留给弟弟。他瞒着父母，夜里去给快递公司搬货，只为给妈妈买一辆电动车，“她干建筑小工是去邻居家借的自行车，看着心酸。”由于尿毒症并发症，没多久大腿就脱臼了，倔强的他继续搬货，实在疼得厉害就咬牙在地上狠蹬几下，坚持工作了一个月。
今年4月，连荣华与小儿子李海松在福州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，李海清放弃了当天的透析，与父亲一起守在手术室外。当地记者蜂拥而至，拍下了连荣华术后被父子俩抱回病床的场面。照片中，这个不省人事的农村妇女腰间挂着血袋，病号衣裤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。
手术后，李海松和妈妈回到农村老家休养。她不能再做体力活，只能从做运动鞋的厂子领点零活儿。粘一个鞋面6分钱，母子俩从早到晚做下来，能粘200双，收入二十几元钱。
她有些向往地讲起做小工的日子，“通知我去医院做手术时，老板还打电话叫我做泥水工呢。我不用人家赶，自己就做。”一种少有的坚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闪现，语速也快了起来：“我还提醒别人水泥搞多少，不要浪费。”除了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外，这是很让她自豪的事儿了。
如今，母亲的一个肾在弟弟李海松的体内工作，“弟弟终于能大口喝水了！”李海清非常高兴。李海清独自去长沙等肾源。一颗等待中的肾规定了他的活动半径，他必须随时待命，一旦有合适的肾源出现，*一时间赶到医院配型。
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经等到了配型移植，O型血的李海清还一直在排队名单上挂着，“说不定还没等到肾源就挂墙上了。”他有时难掩沮丧，随即又自己开解：“万一哪天我挂墙上了，还有我弟弟撑起这个家，我也没什么遗憾的。”
更多的时候，这个乐观的哥哥把装在搪瓷盆里的干饭配豌豆胡萝卜称为“肯德基豪华午餐”，尽管他只在广告牌上见过肯德基。
“你能帮我找一份哪儿都能工作那种活儿吗？比如网店什么的？”李海清问记者。
在脱臼、水肿、高血压、恶心、贫血等并发症折磨下，他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儿了。之前的捐款还有40多万元，自己两天一次的透析、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药费用依然是沉重的担子，更何况“家里只剩下父治好癫痫病多少钱亲一个劳动力了”。
泪水又充满了连荣华的眼眶，她抬手擦着，“对不起海清。”
“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给的，”李海松望着门外漆黑的山坡说。他打算先打工赚钱，治好哥哥的病，哥哥一天没有找到肾源，他也一天不能去过自己的生活。
这些话，兄弟俩从未对彼此说过。在这个家里，肾和病像是不能说的秘密，兄弟俩儿小心地避免提到，因为“一提到妈妈就哭”。
天渐渐暗下来，连荣华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、装袋，然后点亮了庭前的佛灯。在这户没有电视机的人家里，空荡荡的堂屋正中供奉着佛像，连荣华每晚上两柱香，一天不落。
很长时间里，她四处烧香拜佛，请求上天帮忙。有人在路边说好话，她掏出10元“巨款”“请”了一尊小佛，用红绳拴着挂在脖子上；在庙里烧香跪得太久，衣服后背被身后的香客烧了四个窟窿；有时，她狠狠心掏出50元钱，请算命大师开解一番，“觉得心里舒服不少”。
天黑了，连荣华用一根破木棍顶住一扇没有锁的门。转身蹲下，剁地瓜叶，给鸡鸭准备明早的吃食。站起来时，腰往后顶着，腿不自然地向前撇，努力让身体保持直立。她表情平静地忙碌着，仿佛习惯了自己只有一个肾。
